印度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思想的考察

Luna Sabastian的著作《印度的法西斯主义:种族、种姓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为跨国意识形态的复杂历史提供了重要见解,这种意识形态的遗产继续困扰着印度、德国和世界。插图:Pariplab Chakraborty。印度目前由来自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JP)的独裁主义总理统治,该党宣扬一种政治化的印度教或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民族主义的创始人崇拜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某些元素,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历史学也考察了法西斯/纳粹意识形态元素从欧洲大都市到殖民印度的不对称转移以及人际接触。Luna Sabastian的著作《印度的法西斯主义:种族、种姓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哈佛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采取了一种新颖的视角。它重新定义了印度是‘真正产生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特别是在1920年代到1960年代,即1947年印度独立前后的约二十年。播放静音。引言提出了合理的论点,即该书为全球知识史领域做出了四个主要贡献,即(1)展示印度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代人如何推进对其的理解(2)从印度视角重新思考种族和主权领土的意义——血与土(3)讨论纳粹统治下的种姓(德语中的Kaste),即印度为现代政治语法贡献一个普遍概念的能力(4)突出两种竞争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形式。插图:Pariplab Chakraborty。这四个主题在五章节中进行了讨论。第一章集中在三位能够亲身体验法西斯主义并提供自己对其解释的印度(孟加拉)主角:本扬·库马尔·萨卡尔、M. N. 罗伊和苏巴斯·钱德拉·鲍斯。虽然萨卡尔和鲍斯看到了法西斯的……将法西斯主义视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他们表示赞同,流动的共产主义者转变成人文主义者M. N. Roy可以理解地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反动的。本章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概述,介绍了Subhas Bose的政治理想,这些理想尴尬地结合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面,但拒绝了“莫斯科式共产主义”,因为它据称与印度民族主义不相容。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即Bose与纳粹德国的合作不仅受到了Ghadr运动的启发,正如Sebastian所声称的,还受到了像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这样的激进反殖民主义者的启发,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柏林的印度独立委员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种联系已经被适当记录。Benoy Kumar Sarkar是本书的中心人物。Sarkar的政治思想的不同方面,包括印度教的影响、对人文主义的蔑视和对纳粹主义的迷恋,贯穿全书。Sebastian超越了Sarkar备受诟病的《希特勒国家》小册子,来探讨这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对人民主权的看法以及他对优生学概念如纯洁、混血和血统神话的关注。然而,Sebastian将Sarkar与亲纳粹法学家Carl Schmitt进行比较,Sarkar不仅是一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还是纳粹教条的积极宣传者。他在1933年在加尔各答成立的孟加拉德国知识协会向精英印度观众传播了亲纳粹宣传,这些宣传常常融入印度教观念。Savarkar希望激发印度男性青年的“战争精神”。第二章《萨瓦卡尔的混血种族》对印度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创始人Vinayak Damodar Savarkar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新的探讨。正如Sebastian出色地展示的,Savarkar的项目是激发印度男性青年的战争精神,以便他们能够击败(消除)其他宗教的男性。(主要是穆斯林)并与战败社区的妇女结婚,必要时通过武力。这些妇女随后会被改信印度教,并诱导她们生育许多印度教后代。目标是“抹去穆斯林作为主权潜在场所的身份”。第三章节,题为“纳粹民族对抗种姓”,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干预。与广泛观点相反,即纳粹赞同种姓制度,他们将种姓制度解释为一种种族隔离形式,塞巴斯蒂安认为纳粹统治集团成员如希特勒、希姆莱和罗森堡公开宣称种姓制度是形成民族共同体或种族同质化民族社区的障碍,这是纳粹吹嘘的一个理念。这一章节提出,尽管19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如戈宾诺赞扬了种姓的不平等,他们将种姓定义为种族和阶级的混合(第94页),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摆脱了种姓的士兵兄弟会成为了纳粹民族共同体理想的“第一个基石”。然而,这一章节对此事实保持沉默:大约在1916年,关于犹太人对战争努力贡献不足的指责在德国军队乃至更广泛范围内变得普遍,从而将犹太人排除在任何可能的德国民族共同体之外。卢娜·塞巴斯蒂安的著作《印度的法西斯主义:种族、种姓和印度教》(哈佛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采取了一种新颖的清新方法。凭借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塞巴斯蒂安提供了引人入胜的细节,例如,希特勒公开使用了约二十次“种姓”这个词,并且总是以负面方式(第98页),以及“种姓”不是希姆莱词汇中的主要部分。然而,塞巴斯蒂安并没有充分强调,在印度的背景下,将种姓与种族混同的倾向在德国有影响力的学者中仍然流行。塞巴斯蒂安指出,将种姓与种族联系起来在印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斯·贡瑟的学术研究(第107页)。对像尤根·费舍尔这样的学者进行比较研究,他赋予了纳粹优生学学术合法性,将揭示类似种族主义思想的普遍性。这些种族主义观点被费舍尔传给了他的印度学生P.C.比斯瓦斯和伊拉瓦蒂·卡韦,作为主要的人类学家,他们在殖民和后殖民印度运用了这些观点。希姆莱认为成为刹帝利将是‘救赎’这一章节还提到,希姆莱认为成为刹帝利将是‘救赎’,他的随从制作了一本‘纳粹化、雅利安经’。后者可能指的是印度学家雅各布·威廉·豪尔对《吠陀》的解释,他是纳粹党成员和高级SS军官。豪尔不仅将古老的印度文本颂扬为‘印欧-雅利安战争和行动的形而上学’的表现,还庆祝了其据称描绘刹帝利保持其种姓纯洁性以及与之相关的雅利安血统,以及克里希那对四种种姓混合的警告。第四章题为《印度王冠》,阐述了萨瓦卡试图‘将印度的帝国中心重新构成一个印度教中心’并赋予其主权,萨瓦卡将其定位在中世纪的马拉塔政治和尼泊尔的印度王国。这一章节提供了对印度教大会与印度人民党思想先驱之间的联系的迷人一瞥,以及印度独立前夕尼泊尔国王的情况。这一章节还包含了对萨瓦卡著名作品《印度独立战争》(1909年)的丰富讨论。这里的一个小缺点是,塞巴斯蒂安不加批判地重申了萨瓦卡在《往世书》中,因达拉吉特的牺牲而获得‘天赐神车’的‘天赐恩典’的说法。这一事件实际上来自史诗《罗摩衍那》,其中王子因达拉吉特未能获得战车,因为他无法克服……完成牺牲(yajna)。萨瓦卡尔对《罗摩衍那》不够熟悉,而这部史诗中的英雄拉玛已成为当代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强大政治象征,这一点讽刺意味不应被忽视。第五章《巴基斯坦二元论之后》关注的是独立和分裂后的初期年份。它追溯了印度民族主义从萨瓦卡尔的种族混合和战争概念到迪尼达尔·乌帕达亚亚试图通过他的整体人文主义理念为印度民族主义赋予更人道面貌的演变。正如本章精彩地确立的,后者吸纳了印度宗教的不同元素,并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印度教)社会,其中穆斯林他者将不复存在。在结语中,塞巴斯蒂安指出,尽管表现出许多乌帕达亚亚思想的特点,但印度教民族主义并未放弃萨瓦卡尔的暴力理想和同化他者的理念。对穆斯林的暴力确实在印度变得司空见惯,但印度民族主义者是否仍然希望强制吸收穆斯林是有争议的。最近的政府措施,如改变国籍法、修订选民名册和开设“过渡营地”,表明了试图剥夺其选举权和,如果可能的话,摆脱他们的企图。在这方面,印度民族主义政治在德国新兴的极右翼政治中提出的“再移民”反移民口号中回响。尽管存在某些不完美之处,但卢娜·塞巴斯蒂安的书为跨国意识形态复杂历史提供了重要见解,其遗产继续困扰着印度、德国和世界。参考链接:https://thewire.in/books/an-examination-of-fascist-ideas-in-india-and-in-nazi-germany





